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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戰國臨淄街市復原圖今有北上廣深,古有西漢五都撰文|齊大羽制圖|秦大海審校|楚大江什么是“一線城市”?并沒有標準答案。其實,這是媒體、相關從業者在報道分析中形成的一個認知性詞語,官方從沒有發布過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等級體系。如果非要解釋一句,所謂一線城市,是來自民間對城市分級體系中最高等級城市的稱謂。盡管無法說出一線城市的標準定義,但人們普遍公認:當下中國的一線城市是北上廣深,即首都北京、直轄市上海、廣東省會廣州、經濟特區深圳,它們經濟總量排行前四,GDP、財政收入、吸引投資分別約占全國的1//8、1//6、1//4。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線城市更是如此。時間上溯至40年前,深圳前身是與香港隔河相望的寶安縣;向前推200年,上海是松江府管轄的一座江南縣城;向前推1000年,廣州是珠江口的一座著名港口,但綜合實力和輻射能力無法跟開封、杭州、蘇州、成都相提并論;向前推1500年,當時叫幽州的北京,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軍事藩鎮,那時的主角是長安、洛陽、揚州、成都。一線城市的光環,從古至今,輪流坐莊。各個歷史時期的一線城市,又分別是哪些?國家盡管沒有對“一線城市”的認定,但有一個近似詞語:國家中心城市。2010年2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0—2020年)》明確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為首批國家中心城市,與“一線城市”北上廣深有所出入。我國已確認的國家中心城市和呼聲較高的候選城市商品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古代,城市沒有今天的數量規模,更沒有嚴密的規劃體系。所以,古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實際上兼具一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角色。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定義,國家中心城市指的是居于國家戰略要津、肩負國家使命、引領區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代表國家形象的現代化大都市,是全國城鎮體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國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中心和樞紐作用。套用這個標準,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歷史上的一線城市名單呼之欲出。今天,大地理館為您講述兩千年前的一線城市。兩千年前,歷史剛跨過“公元前時代”,進入公元1世紀,是中國歷史上首個較長時間的大一統時期,也是城市發展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峰。60年前,國家領袖考察一座城市的時說的一段話,就曾把人們引向那段歲月......“五都”:西漢新莽的一線城市1959年9月24日,南方考察結束的毛主席來到位于華北平原中部的邯鄲。跟工人攀談過程中,主席特意說起歷史上的邯鄲:邯鄲是趙國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時候有邯鄲、洛陽……那時候沒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說起古都,我們首先想起的是長安、洛陽、南京、北京、開封這些做過王朝都城的地方。毛主席熟讀《二十四史》等歷史著作,自然對古代城市發展狀況十分熟悉,他這里說的包括邯鄲在內的“五大古都”出自何處呢?這里的古都,并非我們王朝都城,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都會——主席當時考察邯鄲,關注的是當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復興,談話中將城市歷史、現狀和未來聯系起來,引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知識點。古時,小城市為邑,大城市稱都。都指最早是有宗廟的大邑,如《左傳》中有記載:“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同時,也引申為今天所說的大都市。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意思是,將我的著作傳給后人,并讓其傳播到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戰國到秦漢時期,鐵器時代到來,商品經濟發展空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城市發展高潮。國家統一、政局穩定,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保障,統一的疆域內,商品自由流通,有利于促進市場中心和商業都會的形成,全國范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彌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到了西漢武帝時期,經文景之治積淀,經濟發展平穩,帝國疆域空前,城市星羅棋布。作為史官的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對戰國以來到西漢初期,重要的城市和經濟中心進行了盤點,將燕、邯鄲、臨淄、陶、睢陽、吳、壽春、番禺、宛九個城市稱為“都會”。經過數十年發展,到西漢中后期,城市的地位格局更加清晰。東漢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對西漢時期的重要都會地位進行了明確記載,將西漢至新莽時期的五大重要城市稱為“五都”(長安、洛陽除外),這五大城市是: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 張五均, 設諸斡者, 所以齊眾庶, 抑并兼也。’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東市稱京, 西市稱畿, 洛陽稱中, 余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 錢府丞一人。這就是主席口中“五大古都”的出處。這段話的意思是,朝廷將長安東市改為京市、西市改稱畿市;將“五都”所設的市稱為中市和東、西、南、北市,即洛陽中市、臨淄東市、成都西市、宛南市、邯鄲北市,并設立專門管理工商業的“交易丞”和管理金融機構的“司市錢府”。用今天的話理解,就是商務部、工商管理總局、中國人民銀行等經濟部門在五個大城市設置了分支機構。顯然,這里的五都,并非五個副首都,也不是陪都,而是強調城市的經濟地位。記載中設立“五市”的年代背景為公元9年,新莽時期,距今2010年整。根據上下文推測,“五都”應該在西漢時期就已確立,而城市的積累和建設,從先秦就開始了。長安加上五都——洛陽、邯鄲、臨淄、成都、宛,這就是兩千多年前,西漢到新莽時期的“一線城市”。都城長安的意義自不用說:西漢長安城垣周長60里左右(漢里),高3丈5尺,四周各開3座城門,不僅是全國最大規模的都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自然也是重要的總部經濟中心。文獻記載,漢長安城居民區分為160個里,橫門東西兩側設9個市進行交易;另外在覆盎門外也設有市,城南還有專門交易書籍的文化市場“槐市”。漢長安城格局示意圖宋代的《太平御覽》這樣說道: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意思是,只要去了五大都市,就可以買到全天下的貨物了。這種情形,就像今天,世界各地琳瑯滿目的各種新款商品,往往最先聚集于北上廣深一樣。/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洛陽就是今河南洛陽,又稱洛邑、雒邑、雒陽、成周、新大邑等,周代就確立了東都的地位。關中地區的長安,地形封閉,無法全面輻射全國。而位居北方大平原和東西樞紐位置的洛陽,就可以彌補首都的不足。洛陽所在,是半封閉的盆地,既有糧倉,又背山面水,有安全保障,又距離長安不遠,可以充當最佳副中心。春秋戰國時期,洛陽作為周天子所在地,就是天下名都。先秦至漢代,人們將河東(晉西南)、河南(洛陽盆地)、河內(安陽一帶)稱為“三河”。按照《史記·貨殖列傳》說法,堯定都河東,商定都河內,周定都河南。在五都之中,洛陽是集重要政治中心和經濟都市為一體的城市。洛陽的區位優勢促進了商業發展,如戰國時期聞名各諸侯國的商人白圭就是洛陽人。《史記·貨殖列傳》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意思是,洛陽向東可以跟齊魯做生意,向南跟梁楚地區做生意。當時的洛陽商人,充分利用樞紐區位和開鑿的水渠交通道路,充分把生意做大。洛陽早期為周人倚重的東都,漢代也是地位僅次于長安的城市。在《漢書·食貨志》中,洛陽位列五都之首,乃因其區位優越、政治副中心和商業重鎮等多方面的綜合實力,它是長安控制中原的橋頭堡,也是天下貨物進入長安的必經之地。同時,洛陽也是重要文化中心。上古至先秦,“河洛”這個著名文化IP在洛陽孕育形成,它至今仍是中國人心目中的重要文化符號,所謂河洛,其地理區域即黃河、洛水之間的洛陽盆地。漢魏時期的洛陽城平面圖《詩經·周南》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產生于洛陽,其中以《關雎》為代表。戰國時期,主張合縱的蘇秦是洛陽人;兩千多年前,名篇《過秦論》的作者賈誼為洛陽才子,他的作品在文學史上舉足輕重。邯鄲:冶鐵之都、富冠海內邯鄲因戰國趙國都城而聞名。而邯鄲城邑,在更早的商晚期已經興起。商代始建都于邢,后遷都殷——數百年間,邯鄲始終是商朝畿輔之地。邯鄲地區的新石器“磁山文化”,距今約8000年成書于戰國的《竹書紀年》記載,商末在邯鄲地區興建離宮別館。甲骨文中“甘”即為邯鄲一帶。春秋戰國,邯鄲地處四戰之地,是列國爭奪的要塞,《春秋·谷梁傳》第一次提到了“邯鄲”: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公元前387年,趙敬侯治理邯鄲,使其成為通都大邑兼著名冶鐵中心,并于公前386年遷都于此。從這一年到秦滅趙,邯鄲為趙都158年。秦末戰亂中,邯鄲成為廢墟。西漢經過休養生息,漢代再度興盛,城區面積達到了13.6平方公里,人口有15萬之多;手工業、商業和冶鐵鑄造發達,有“冶鐵都”“富冠海內,天下名都”之稱。空中俯瞰戰國至漢代邯鄲城戰國時期,地處南北交通要道的邯鄲,就成為商人匯聚之地。入秦之前,呂不韋的經營總部就在邯鄲,他人生中奇貨可居的一筆投資,也是在邯鄲完成的,以財力推動當時在邯鄲為人質的秦公子為繼承人,繼而有了后來的秦王嬴政。/ 邯鄲西依太行山,東、南、北三面是華北平原,位于南北大道與太行八陘之一——滏口陘交匯處,“關天下之形勝,絕天下之轉輸” “居五諸之中,跨街衢之路”。邯鄲附近鐵礦資源豐富,戰國時期就已經是冶鐵工業中心。《史記·貨殖列傳》說“邯鄲郭縱以冶鐵成業,與王者埒富”。靠冶鐵發家的邯鄲人郭縱可以跟王公貴族比財富。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曾撰文說,戰漢時期,邯鄲還以倡伎眾多著名,這是古代城市經濟繁榮的表現,生下秦始皇的趙姬就出自邯鄲娛樂圈。戰亂并沒有讓邯鄲衰落,到西漢后期,成為全國五大經濟中心,即“五都”之一。據《史記》盤點的全國都會,邯鄲是除長安、洛陽之后的全國第一大都會。《漢書》五都中,邯鄲列第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在河北起兵后,攻占邯鄲,并改為邯鄲縣,邯鄲第一次由王國之都改為縣治。東漢末年,袁紹在漳河北岸建鄴城,取代了邯鄲的地位。邯鄲后來沒能繼續輝煌,但我們仍能從文化遺存中感受昔日一線城市的魅力——成語“邯鄲學步”就是一例。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邯鄲由于城市繁榮,所以連走路方式也受到追捧——這是在經濟繁榮基礎上,“文化軟實力”的體現。邯鄲學步郵票,中國郵政2004年發行這個成語出自《莊子·秋水》,故事里,那位慕名到邯鄲學走路的人,來自燕國——用現在的話說,一個北京人以學邯鄲步為榮。現在情況已經顛倒:北京遍地是說說京片子的河北人,以及其他外地人。無他,唯城市強大,則話語強大爾。同理:正因城市強勢,說粵語者才會有強烈的文化自信。今天,邯鄲人有一個特別驕傲的榮耀——這是一座“成語之城”,除了邯鄲學步,還有 “胡服騎射”“負荊請罪”“圍魏救趙”“完璧歸趙”“紙上談兵”“黃粱一夢”……誕生或關于邯鄲的成語典故,據專家統計共有1584條。形成這些成語的故事,在當時的角色猶如今日的網絡熱詞和段子——一個城市能誕生這么多段子,可見它當時是一個自帶流量的大都市。/ 臨淄:千丈之城,萬家相望臨淄,古稱營丘,秦漢時稱為臨菑。西周初期,周武王把首席功臣太公望分封于此,建齊國。太公的第七代繼承人齊獻公遷回營丘,因其地在淄水畔遂改名臨淄。戰國臨淄城復原圖,齊國歷史博物館考古發掘臨淄齊國故城的城址顯示,臨淄的城市格局十分獨特——分為民眾生活的大城和國君居住的小城,兩城相連,周長21公里,面積15平方公里,共有13座城門。城內干道縱橫交錯,排成“井”字形,并有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統。臨淄地名至今仍在使用,為淄博市臨淄區,國際足聯認定的“世界足球發源地”。臨淄之繁榮和蹴鞠的描寫,最早的記載來自戰國時期洛陽人蘇秦的一次見聞: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臨淄之途,車彀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出自《史記·蘇秦列傳》)這段話在敘述古代足球歷史的時候,被不斷引用。比這更早的記載出現在《戰國策》中:“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甚富而實,臨淄之途,人肩摩。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大致意思就是,臨淄這個城市規模大,人口稠密,老百姓富裕殷實,大街上人擠人,人們熱衷玩音樂、斗雞、六博、足球等活動。倉廩實而知禮節——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臨淄市民,已經開始追求更高級的精神享受,這種引領時尚的行為,連當時的天子之城洛陽也望塵莫及——因為見證這一情景的蘇秦,就來自洛陽。臨淄還有另外兩張文化名片:一是春秋齊國的韶樂,因為孔子的傳播而天下聞名,“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意思是,孔子聽了齊國的韶樂后,好幾個月都不想吃肉。要知道,孔子可是講究“食不厭精”的美食家,而這種音樂可以讓孔子數月不吃肉,其魔力該有多大。/ 《稷下學宮》,韋辛夷繪/ 270cm×530cm ,2016年另一個是戰國時期稷下學宮,由齊國官方提供經費,官家舉辦、私家主持的高等學府,各種思想學說都可以在這里傳播,據西漢劉向《別錄》,當時的談說之士皆期會于此,孟子、荀子、張儀、蘇秦、鄒衍、淳于髡等大咖均在這個學宮里發表演說。這個學宮,是那個百家爭鳴時代縮影。“稷下”已經成為當時的一個著名文化品牌。漢代,臨淄繼續繁榮昌盛。臨淄城,位于當泰山山脈東北,東臨濱海平原,土地肥沃,適合種植桑麻, 加上濱海漁鹽資源豐富,成為那個時代最富庶的都市。漢代在淄水和濟水之間開通運河,不僅讓它成為齊魯的經濟中心,更與其他地區建立了聯系,成為西漢的一大經濟都會。據史載,漢代臨淄約有十萬戶人,依然是中國東部地區最大的城市。《漢書》通過漢武帝大臣主父偃講述,道出了當時臨淄的城市規模和社會經濟狀況:“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于長安,此非天子弟子親愛不得王此。”蹴鞠復原圖,齊國文化博物館漢末晉代之后,臨淄地區多遭兵禍,政權更迭頻繁。此后,臨淄的地位被益都(今青州市)所取代,今為淄博下轄區。臨淄昔日的的煌煌巔峰,停留在漢代。但是,那些記載稷下學宮百家爭鳴、驚呆蘇秦的蹴鞠斗雞擊筑畫面的文字,依然在講述屬于臨淄的時代。它不僅是當時最大的都市,也是時尚潮流和思想文化的引領者,是戰漢城市星空中最耀眼的一顆,之一。成都:水旱從人,天府之國成都之富饒,被冠以“天府之國”。實際上,歷史上有多個地方先后被視為富饒的天府,但持續繁榮的只有成都平原——天府也幾乎成了成都的代名詞。繁榮一時的邯鄲、臨淄,后來均走向了衰落,與其同為“五都”之一的成都則長盛不衰。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出自晉代《華陽國志》這段話說的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文明,從古蜀時代的遷徙不定,進入穩定發展的成都時代。成都,居四川盆地西部,西、北兩面大山,東有龍泉山脈,中間一塊水系縱橫的平原——成都平原,成為四川盆地的之中的一個富饒的小盆地——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奠定了它長盛不衰的基礎。成都,居四川盆地西部,西、北兩面大山,東有龍泉山脈,中間一塊水系縱橫的平原——成都平原,成為四川盆地的之中的一個富饒的小盆地——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奠定了它長盛不衰的基礎。西漢時期,成都人口有7萬6千戶,約合40萬人,其繁華程度,跟東方的都會臨淄遙相呼應。成都不僅在人口方面突出,而且在文化、教育等眾多領域都全國領先。“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這里的錦官城代指成都,它最早是西漢在在成都設立的管理絲織手工業的機構“錦官城”,用民國四川文人李劼人的話說,這是最早的“特別工業區”。從2000多年前開始,“錦官城”園區主打產品就叫“蜀錦”,是名副其實的地理標志產品,行銷大江南北。“五星出東方”護膊——產自成都的蜀錦成都所出的漆器,比織錦更早打出了名堂,戰國時期已流通到中原及部分海外地區。公元前139年,當時尚未打通絲綢之路,首次出使西域的張騫在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大夏(今阿富汗)等地發現,這里竟有從身毒(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轉運過來的蜀布、邛竹杖——從描述可看出,這兩款產品都來自成都平原。漢代朝鮮半島的樂浪郡故地和蒙古國的考古發現中,均曾發掘出帶有“蜀郡工官”的漆器。其中,一款叫“金錯蜀杯”的成都漆器是熱銷款。漢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立中國最早的地方官學。漢武帝時,這一辦學模式在全國推行。當時的“教育學成都(蜀郡)”,仿佛就像后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改革開放學深圳”,道理相同。成都這一文化現象得到了當時史學家的關注,班固在《漢書》中的評價精辟而中肯:“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意思是,巴蜀地區喜歡文雅的風氣,就是從文翁辦學開啟的。《華陽國志》描述當時的蜀地“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意思是,麒麟般的精英人才輩出,“蜀學”的品牌影響力已經堪比孔孟所在的齊魯地區。揚雄畫像漢代成都,貢獻了揚雄、司馬相如等文化大家,前者是當時全國知名大儒,被譽為“西蜀孔子”,集思想家、文學家和語言學家于一體。司馬相如擅長作賦,被稱為“漢大賦第一人”,堪稱全國最會寫文章的人。才女卓文君巾幗不讓須眉,與司馬相如上演了一段愛情佳話——這對出自成都的CP,在2000多年前的漢代中國,熠熠生輝。成都制造的產品影響了當時國內外人民的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還影響了后來中國人民的信仰。作為本土宗教,道教濫觴于成都平原。道教祖師張陵,在成都鶴鳴山學道,受蜀人嚴君平著作《老子指歸》影響,在《老子想爾注》中首次提出“道教”。青城山,成為道家第一個著名的大型道場。揚雄《蜀都賦》中說,西漢成都城有城門18座,街巷400余條。晉代中原人左思《蜀都賦》這樣歌頌三國蜀都成都:“賄貨山積,纖麗星繁;喧嘩鼎沸,囂塵張天”——此時其他四都,已經開始下坡路,而成都依然維持著漢代的繁榮。滄海桑田,帶走了長安洛陽的絕代風華,帶走了邯鄲臨淄的絢爛盛世,卻沒有帶走錦官城的麗影。臨淄、邯鄲的繁華掩藏在廢墟中,而成都盡管也多次經歷戰火洗禮。但它在地層中埋了一層,再生一層,生生不息,且城址不變,名稱不改。至今,原址上的它。依然以大都市的姿態,繁榮著、安逸著。2000年前,漢代成都城中,遍布飄香的酒坊,其中有卓文君、司馬相如夫婦所開。今天,成都的小酒館,依然是網紅。兩千年了,歲月帶不走的,只有你,成都。宛(南陽):西漢鐵都,商通四海宛,也就是今南陽——它地處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西連秦地,東接吳楚,周圍的山不高不低,唐白河的水不緩不急,烘托孕育出中間安詳而平穩的南陽盆地。宛,也就是今南陽——它地處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西連秦地,東接吳楚,周圍的伏牛山、外方山不高不低,唐白河的水不緩不急,烘托孕育出安詳而平穩的南陽盆地。司馬遷在《史記》這樣描述南陽的前世: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于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 年/),南陽郡設立,宛縣為治所,漢代繼續沿襲。相比洛陽、邯鄲、臨淄等都城級別的城市,宛的級別較低,最高只做過郡的治所,但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超越了行政級別,這有點像今日廣州,非直轄市的省會,全國一線城市。舞蹈畫像石,西漢,南陽地區出土南陽,居洛陽的正南方向,扼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上天賜予的豐富礦產、濕潤氣候,河流沖積的肥沃土地,讓這里成為一方宜居、宜軍政、宜工商的寶地。跟邯鄲一樣,宛地,蘊藏豐富的鐵礦,當地冶鐵業的發展與前者不相上下。由于四通八達,宛也和邯鄲一樣,成為商賈聚集的大都。戰國時期,宛屬楚國,當時與邯鄲、棠溪并稱三大冶鐵中心。《史記·貨殖列傳》提到了因冶鐵而發家大的宛孔氏: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于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這段話特別指出,宛地的孔氏家族是當時富豪商人的標桿,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富豪階層效仿的對象。發跡于南陽的光武帝劉秀南陽地理的優越程度,隨著時代巨變,也會發生變化。當國家政治中心不在長安和洛陽時,南陽的樞紐地位就不再那么明顯。而隨著現代交通網絡的普及,鄭州、武漢、長沙等中部城市就取代了當年的南陽。今日南陽地位,雖不如當年那般顯赫,但基礎地理條件沒有太大變化。未來,在越來越全面、均衡發展的中國,它一定還會扮演新的重要角色。“五都”為什么是它們?西漢新莽時代的五大經濟中心,即五都的洛陽、邯鄲、臨淄、成都、宛(南陽),有以下共同特征:區位優越、交通樞紐邯鄲,“漳、河之閑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宛(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成都,先秦至漢,為金牛道、五尺道等驛道的交通樞紐,有學將這些道路統稱“西南絲綢之路”。桓寬撰的《鹽鐵論》對西漢的重要城市交通位置進行了總結,其中提到了邯鄲、臨淄、宛、長安、洛陽等“富冠海內,皆天下名都……居五諸之沖,跨街衢之路也。”商業手工業發達、富商土豪眾多《史記·貨殖列傳》提到洛陽人師史富可敵國,可窺視洛陽商業發達的一斑。邯鄲,戰國時就是最大的冶鐵中心,其中有大商人郭縱以冶鐵致富。成都卓文君先人也是邯鄲人,也是因冶鐵致富的。臨淄,據《貨殖列傳》,臨淄一帶的齊人,因漁鹽之利“起富數千萬。”桓寬《鹽鐵論》稱“宛、周、齊、魯,商遍天下。”宛,也就是南陽的大商人孔氏也是因冶鐵致富。成都,秦代開始,與內地溝通增多,一直為西南地區工商都會。《漢書·貨殖傳》提到了成都的卓氏家族、羅裒,宛的孔家族,臨淄的刀間等,都是一方富豪。文化昌盛,引領時尚洛陽上古有“河圖洛書”品牌,文學大家有賈誼,“洛陽”之名影響了國內外,包括日本京都在內;邯鄲極盡繁華,連生活方式也被視為時尚,所以有燕國人“邯鄲學步”,有近兩千個成語典故誕生于此;臨淄戰國時代就有了爭鳴研討的“稷下”學宮,市民多吹竽、蹴鞠、斗雞者,其蹴鞠活動是歷史上首次出現足球運動記載,這種風氣之盛延續至漢代不減;成都天府之地,富庶之地也盛產文豪,光是漢代的揚雄、司馬相如就揚名天下;宛,地處秦、楚、中原之間,為楚文化重要發祥地,出土有全國數量最多的漢代畫像石,是那個時代南陽文化的驚鴻一瞥。沒有永恒的都城,也沒有永恒的一線城市。兩千年前,一線城市是長安和五都——洛陽、邯鄲、臨淄、成都、宛,它們是當時的大都市,引領當時的經濟、文化風潮。兩千年后,今天的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或國家中心城市,正在扮演昔日長安和五都的角色。兩千年前,洛陽、邯鄲、臨淄、成都、宛,加上長安,組成了一線城市陣營,它們是那個時代國家倚重、商賈聚集、人民向往的“國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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